在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良渚古城遺址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該遺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北部的余杭區(qū)，由4片分布于同一緩沖區(qū)內的遺產區(qū)構成，分別為01號瑤山遺址、02號谷口高壩區(qū)、03號平原低壩——山前長堤區(qū)、04號古城區(qū)遺址。遺產區(qū)總面積14.3平方千米，緩沖區(qū)面積99.8平方千米，總面積超過100平方千米，是一項規(guī)模宏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類型世界文化遺產。

它以規(guī)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復雜的水利系統(tǒng)、分等級墓地（含祭壇）等一系列相關遺址以及具有信仰與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在長江下游環(huán)太湖地區(qū)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yè)為支撐的、出現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tǒng)一信仰的區(qū)域性國家。

良渚古城是目前國內發(fā)現的同時代最大的城址，為中華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以良渚文明為代表的距今5300～4300年，可以稱為良渚時代，這是中國乃至世界文明誕生及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已故著名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張忠培稱：良渚古城遺址在國內獨一無二，其意義與價值堪比殷墟，是中國同時期規(guī)模最大的城市，堪稱“中華第一城”。

兩片陶片開啟世紀大發(fā)現

良渚文化的發(fā)現以及良渚文明的確認，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過程。關于它的故事，還要從20世紀30年代說起。

1936年，年僅24歲的施昕更任職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今浙江博物院前身），他被館方派去參與杭州古蕩的田野考古發(fā)掘，記錄地層情況。在接觸出土的石器后，施昕更敏感地意識到，家鄉(xiāng)良渚鎮(zhèn)屢有出土的石器，應與古蕩出土的石器存在某種內在的關聯(lián)?；谔骄窟z址的“狂熾興趣”，第二天，他便匆忙趕赴良渚鎮(zhèn)開展田野考古調查，“終日躑躅于田野阡陌之間，不以為苦”。

施昕更

當年11月3日，施昕更在一個干涸的水塘邊采集到兩片黑色有光陶片，從而發(fā)現了良渚棋盤墳遺址。至次年3月20日，施昕更先后3次代表西湖博物館發(fā)掘了棋盤墳、橫圩里等6處遺址，搜集到大量古物，并出版了《良渚——杭縣第二區(qū)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這份報告不僅第一次準確無誤地向學術界展示了以黑陶為特征的良渚遺址的文化面貌，而且第一次在詳細調查的基礎上，記錄了良渚文化玉器的出土情況，成為日后良渚文化和良渚玉器大放異彩的先聲。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稱。

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發(fā)掘，使人們對良渚文化的認識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禮器，將一直被視為“周漢古玉”的玉器放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標，自此，揭開了長期籠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紗。

之后，考古人員在良渚、瓶窯一帶相繼發(fā)現反山顯貴者墓地，瑤山、匯觀山祭壇與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遺址，同時出土的還有一大批良渚時期的村落遺址和墓地，它們共同構成了分布密、類型多、規(guī)格高的遺址群落。學者們稱之為“良渚遺址”，它是整個良渚文化的中心。

2007年，良渚古城重見天日。這一發(fā)現標志著在幾十年的考古歷程中，繼發(fā)現良渚遺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重要階段——確立了良渚文明。

良渚古城：中國最早的國都

在考古學范疇，人們習慣用文字的產生、城市的出現、世俗禮儀的形成、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等文明標志來界定國家的起源。

良渚古城遺址是良渚文明的都城，也是整個良渚文化的核心，它與良渚玉器等一同構成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物質遺存。

大規(guī)?？碧胶?a href='/dili/' target=_blank>地理信息系統(tǒng)GIS分析顯示，良渚古城由內而外具有宮城、內城、外郭的完整結構，是中國古代都城三重結構的濫觴。無論是規(guī)模還是內涵，良渚古城在世界同類遺址中都極為罕見。

良渚古城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東西長1500～1700米，南北長1800～1900米，總面積達290多萬平方米，部分地段地表以上還殘留有4米多高的城墻。古城共有9座城門，其中8座為水門。據此不難推測，良渚居民日常往來以水上交通為主?？脊虐l(fā)掘也發(fā)現過獨木舟、竹筏和木槳等與水運相關的遺存，充分顯示了良渚文明與水的密切關系。

除了沿著城墻的城河之外，人們還在良渚古城內發(fā)現了51條古河道，其寬度一般為10～50米，深度通常為2～4米，它們構成了完整的縱橫交錯的水路交通系統(tǒng)，將整個良渚古城變?yōu)橐蛔?a href='/shuicheng/' target=_blank>水城?？碧斤@示，這些河道以及內外城河，絕大多數為人工開挖而成，總長度達3萬多米。

調查表明，良渚古城具有明確的城市功能區(qū)分，城內有宮殿區(qū)、王陵區(qū)、倉儲區(qū)和作坊區(qū)等功能布局，普通居民住在城市外圍，貴族住在城中央30萬平方米的莫角山土臺上。此外，當時已經產生了明確的城鄉(xiāng)分野，古城的外郭城以內沒有稻田，城內居民主要為貴族及手工業(yè)者。

莫角山宮殿區(qū)位于古城正中心，是目前發(fā)現的中國最早的宮城，也是規(guī)模最大的史前宮殿區(qū)，被譽為“良渚文化的紫禁城”。它呈長方形覆斗狀，是一處人工營建的長方形土臺，臺底東西長約630米，南北寬約450米，面積近30萬平方米，整個莫角山土臺的人工堆筑工程達到228萬平方米，是古埃及金字塔之前全世界規(guī)模最大的單體建筑工程，也是全世界距今4000年以前規(guī)模最大的土方工程。

其中，大莫角山土臺遺址是莫角山宮殿區(qū)內最重要的宮殿基址，推測應是王的居所。站在大莫角山上，城內外景致一覽無余，充分顯示了王權的尊貴，體現了王者居中、居高的特點。宮殿區(qū)處于城內高地也是中國歷史時期大多數都城遺址的共性。

研究顯示，良渚古城各子系統(tǒng)中，最早營建的是水利設施和莫角山宮殿、反山王陵、瑤山祭壇等，其次是內城墻，最后營建的是外郭城。要完成這一切，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和高效的組織管理能力。以莫角山土臺為例，如果按照每天保證出工1000人來算，建造這座土臺，需要工人不間斷地工作110年。這樣的工程量意味著一定的人口規(guī)模和強大的權力機構。這些皆明確指向了良渚古城內存在一個強制性的公共權力，即良渚的國家性質。

總的來看，作為一個國家，良渚已經具備了成熟條件。古城的規(guī)劃設計、具有文字特征的刻畫符號、巨大的工程量以及精美的玉器、漆器、絲綢、象牙器、陶器等，意味著良渚的社會分工十分發(fā)達；眾多墓葬資料也反映了良渚社會的分層十分明顯，已經是階級社會。它以良渚古城為中心構成“中央”聯(lián)系各“地方”的網絡結構，結成不可分割的經濟體。因此，世界權威考古學家、劍橋大學麥克唐納考古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科林·倫福儒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是被遠遠低估的時代。良渚遺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帶有明顯的象征意義……是具有共同觀念的文化聯(lián)合體形成的標志，當時社會的復雜程度和階級制度，已經達到了‘國家’的標準。”

瑤山遺址：準確測定回歸年周期

良渚古城的外圍分布著瑤山、匯觀山等祭壇遺址和權貴墓地?，幧绞且蛔０渭s35米的自然山丘，位于良渚古城東北約5千米處。1987年在瑤山頂上第一次發(fā)現了良渚文化的祭壇，祭壇的西邊和北邊是覆斗狀的石頭護坡，其頂部平整，并在頂上以挖溝填筑的方式，做出規(guī)則的回字形灰土框，由內而外形成紅土臺、灰土框和礫石臺面三重結構，祭壇上共清理出13座良渚大墓，分兩排埋在祭壇南側。匯觀山位于良渚古城西邊約2千米處，是一座海拔約22米的自然小山，這里發(fā)掘出一座形制與瑤山十分相似的祭壇，在祭壇西南部發(fā)現清理了4座良渚大墓。

瑤山古墓

對瑤山、匯觀山兩處人工營建的祭壇的性質，研究人員經過多年的觀察研究，發(fā)現日出的方向與祭壇的四角所指方位具有驚人的一致性：冬至日，日出的方向正好與兩座祭壇的東南角所指方位一致，日落方向則正好與祭壇的西南角所指方位一致。夏至日，日出的方向正好與兩座祭壇的東北角所指方位一致，日落方向則正好與祭壇西北角所指方位一致。春分、秋分日的太陽則恰好從祭壇的正東方向升起，從祭壇的正西方向落下。由此，人們推測其功能應是用于觀測太陽進行測年的，通過觀察，良渚人可以準確地確定一個回歸年的周期。

11條水壩改寫中國水利史

經過長期研究調查，考古工作者發(fā)現，良渚古城外圍存在著一個由11條堤壩連接山體構成的龐大水利系統(tǒng)，該水利系統(tǒng)是迄今所知我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壩系統(tǒng)（并不是最早的水壩），距今已有5100～4700年，屬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的調查與發(fā)掘被評為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專家評審組給出的評語是：5000年前的偉大工程——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調查與發(fā)掘，正如埃及的金字塔那樣，古代的宏大工程往往超乎今人的想象。該水利系統(tǒng)的確認證實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結構，由內而外依次為宮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圍水利系統(tǒng)，更進一步證實了良渚社會已進入王國階段。

“良渚水利工程的規(guī)劃視野之闊、技術水平之高、動員能力之強令人驚嘆，它為認識良渚古國的管理機構和社會復雜化程度開辟了重要的觀察視角。”良渚水利系統(tǒng)工程浩大，控制范圍達100平方千米。5000年前的古人為何會建造如此規(guī)模的治水工程呢？這還得從良渚古城自身的地勢說起。

良渚古城所處的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夏季極易形成山洪。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良渚古城的水利工程通過高、低兩級水壩，將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內，解除了洪水威脅。據考古研究推測，該水利系統(tǒng)具有防洪、運輸、用水、灌溉等多方面功能，與良渚遺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產、生活關系密切。它遠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

良渚大壩工程分為高壩區(qū)和低壩區(qū)，高壩更靠近北面的山體，一般比較短，主要依托自然山體，負責堵住山谷的水，海拔高三四十米，一般相對高程15～20米，低的一組也有八九米；低壩區(qū)在高壩的南部，更靠近古城，是堵高壩漫出來和其他地方匯聚的水，相當于一個蓄水區(qū)。塘山屬于低壩系統(tǒng)，也就是說，塘山的西北面當時是一個大型蓄水池。數據分析發(fā)現，良渚水壩的高壩系統(tǒng)可以擋住960毫米的水，基本上百年一遇的水都可以擋住。那么，良渚大壩的工藝如何？

良渚大壩分低壩系統(tǒng)和高壩系統(tǒng)兩種，采用了不同的堆筑方法。

良渚大壩中的塘山遺址屬于低壩系統(tǒng)，全長約6.5千米，寬20～50米，高3～7米。5000年前，聰明的良渚人從北面的山腳下，撿起從山上滾落下來的石塊——這些石塊大小不一，形狀各異。他們先把這些石塊鋪在地面上，再在石塊上面覆蓋上從各處搬運過來的黃土，一層石塊一層黃土壘疊起來。這就是塘山的堆筑方法。

至于為什么底下要鋪一層石頭？從現代工程學角度看，因為堆墻需要很多土，而江南的土中水分含量過高，如果在下面先堆上一層石頭，土里的水分由于重力作用就可以順著石頭的縫隙流下去，起到排水的作用；而且，地下的水也因為有了石頭的阻隔，不會被倒吸上來。

良渚大壩中的彭公水壩系統(tǒng)屬于高壩系統(tǒng)，這些水壩長的有300米，短的只有幾十米，建于兩山之間。底寬約60米，頂寬20米，高10余米，上面5米為山上的黃泥，向下則是青膏泥，堆筑十分考究，約20厘米一層，上面鋪一層蓆草，進行夯實后再往上鋪。其堆筑方法與良渚莫角山宮殿的建造方式一致。

將水壩下部用草裹淤泥進行堆筑有什么好處呢？江南多沼澤，沼澤邊上多茅草。當年，良渚先民用蘆荻、茅草把泥土包裹起來，將這種“草裹泥包”橫豎堆砌。不同的“草裹泥包”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個“方格子”。這種“草裹泥工藝”相當于加強筋，類似現代人抗洪時用草包或編織袋裝土筑壩，不僅增加了壩體的抗拉強度，讓水壩不易崩塌，也加快了堆筑速度，它們是良渚時期修建臨水建筑的常用工藝。

良渚人的大壩堆筑過程也相當精細。以老虎嶺水壩為例，先在谷底地面鋪青膏泥、草裹淤泥做基礎，再堆筑青粉土；然后，在受力較大的迎水面堆一個草裹黃土的斜坡，上面覆蓋黃褐散土作為護坡，壩體頂部則覆蓋褐色土。

有意思的是，良渚大壩和現代水壩不一樣，上面還住著人。

塘山的坡非常平緩，沿著底部，人可以輕松地走上去。大壩的頂部寬20～50米，這種寬度足夠人們在上面造房子、生活、通行。塘山多處地方發(fā)現了墓葬、灰坑、夯土、積石等遺跡，出土器物中有生活用品、葬俗用具以及玉器加工器具；所以，它不僅僅是一條水壩，一些良渚先民曾經在上面居住、生活、加工玉器……除了可以住人，塘山中間還有更復雜的機構，壩里面有渠道，方便人們通行。所以，它不僅僅是一個水利工程，還有交通的功用。

防洪水利系統(tǒng)建成后，不只良渚古城，包括周邊大片地區(qū)的水患都被消除了。

此外，由于當時輪式交通和配套道路尚未形成，水運是最便捷的運輸方式。筑壩形成的水庫可以連接周邊自然水域，加上良渚古城里的人工河道、內外城河，共同構成一個復雜而完善的水上交通運輸網。

這個由11條水壩組成的水利系統(tǒng)，將中國水利史的開卷從“大禹治水”提前到了“良渚文明”；同時，它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重要發(fā)現，開啟了史前水利考古研究的新領域，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玉器良渚文明的核心載體

玉器是東方文化中精神文明最具特色的載體，玉文化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之一。

《周禮》有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敝袊藢τ竦南矏叟c尊崇始自上古，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是中國玉文化的重要代表。其中良渚文化的玉器憑借著數量巨大、種類豐富，在中國史前玉器中獨樹一幟。目前已知的良渚文化的玉器種類大概有40余種。這些精美的玉器，為我們揭示了5000年前良渚的社會制度與文化，也充分展現了良渚古城的文明遺存。

“神人獸面”紋飾

良渚時期的玉器不僅種類豐富，而且許多玉器上雕有精細的紋飾，達到中國史前治玉水平的高峰。那鬼斧神工的技藝和精美絕倫的造型，即使在使用機械工具的今天，也不易雕琢出來。特別是“神人獸面”紋，被公認為良渚文化的神徽，它由神面、人身、獸肚、鳥爪四部分組成，被繁簡不一地雕刻在良渚時期的各類玉器上，尤以“琮王”上的最具代表性。

“內圓外方”的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形體原創(chuàng)意義的器物，也是同時代輻射面最寬、影響力最大的器物?！扮酢笔乾F今發(fā)現的玉琮中造型最大、最重，且制作最精、紋飾最美的一件。

這件玉琮1986年出土于反山12號墓，通高8.9厘米，整器重約6500克，紋飾獨特，具象完整的“神人獸面”紋以細密的陰刻線劃在四面中間的豎槽中，同時，“神人獸面”圖案又以每個轉角為中軸線向兩側展開……方寸之地，線紋繁縟，纖若毫絲，肉眼難辨。

反山12號墓出土的良渚玉琮（琮王）

我們已知，紅山匠人在制作玉器時能夠依據器物的造型特點，熟練地運用切割、琢磨、鉆孔、拋光、透雕鏤空、兩面雕等多種技法來加工玉石。良渚玉工的水平之高有過之而無不及——玉工可以在一毫米寬度上徒手微刻3～5條紋飾，這被視為良渚玉工藝中空前的絕技。這種微刻所創(chuàng)造的“神人獸面”象征，就是良渚王權的王徽，反映王者唯我獨尊的身份。因此，“神人獸面”圖像僅發(fā)現于顯貴者大墓出土的玉器上，顯示出其使用上的嚴格身份限定。

良渚人創(chuàng)造出一套以琮、璧、鉞、冠狀飾、三叉形器、玉璜、錐形器為代表的玉禮器系統(tǒng)，不僅許多玉器上雕刻有神徽圖案，而且這些玉禮器的構形都與表現這一神徽有著直接的關系。

玉禮器系統(tǒng)及神徽在良渚玉器上表現得極為統(tǒng)一，是維系良渚社會政權組織的主要手段和紐帶，顯示良渚文化有著極強的社會凝聚力，且存在統(tǒng)一的神靈信仰。良渚國王和權貴通過一整套標志身份的玉禮器及其背后的禮儀系統(tǒng)，達到對神權的控制，從而完成對王權、軍權和財權的壟斷，當時的“良渚王”集宗教信仰與世俗王權于一身，儼然后世的皇帝。

“坐坑”玉三叉容器

玉鳥

玉璧

有鑒于玉器所具有的象征意義，良渚時期的貴族和平民在玉器生產和消費實況等方面差異顯著，這表明，良渚文化社會存在著嚴重的階級分化。

“良渚王”控制了玉器的生產與使用，也控制了政權的中樞，他將玉器分賜給“諸侯”，命令他們統(tǒng)治一方，并以同樣的信仰統(tǒng)一了他們的精神世界。信仰的力量，通過玉器上隨處可見的神秘圖案向八方傳遞，良渚可稱得上是“神王之國”。

良渚文化所創(chuàng)造的玉禮器系統(tǒng)以及君權神授的統(tǒng)治理念，也被后世的中華文明吸收與發(fā)展。由此可知，玉琮、玉璧等開啟了良渚文化玉器禮制的先河，良渚文明因此被譽為中華早期文明半壁江山的代表。

東亞最早的國家社會

在都城定居，首先要解決頭等大事——吃飯。回到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王城，經研究人員測算，城內及外郭的人口規(guī)模為9000～14000人左右；外圍的人口則為7000～10000人。通過王城內的考古發(fā)掘，人們在宮殿區(qū)的莫角山臺地東坡，發(fā)現了大量堆積的炭化稻谷，從而判斷這一片應建有大型糧倉，考古人員將其稱為“皇家糧倉”。這說明，當時城內已大規(guī)模囤積糧食，供王族與居民食用。

盡管該糧倉中有約數十萬斤的稻谷，但如果按每人每天500克稻谷的食用量計算，一年下來，良渚王城的居民需要消耗不少于150萬千克稻谷，光靠存糧顯然不行。然而良渚王城遺址區(qū)并沒發(fā)現任何稻田痕跡，那么城里的人們如何解決吃飯問題呢？

專家推測，當時的良渚已有了明顯的城郊差異：居住在城內的多為貴族階層或者從事手工業(yè)的匠人，他們不參與農業(yè)勞動，所以城內不設稻田區(qū)。這些人的主食全部來自城外。

事實上，良渚文明時期，稻作農業(yè)已非常普遍，幾乎所有的良渚遺址區(qū)都有稻田遺存，其稻谷遺物遺址之多，堪稱東亞地區(qū)史前稻作農業(yè)最密集的地區(qū)。這些生產出來的稻谷依靠水運被源源不斷地送入良渚王城，以滿足貴族和手工業(yè)者的需要。

對于良渚，不少學者都認為，良渚文化已步入文明社會，并且這一時期是神權和軍權并重的神王之國的國家形態(tài)，它是中國王國階段的開端，且其文化的復雜程度超過英國的巨石陣、希臘的克羅斯等早期文明，是東亞最早的國家社會。

良渚古城遺址的存在則為中國以及該地區(qū)在新時器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認同、社會政治組織以及社會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無可替代的證據，代表了中國在5000多年前偉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

不僅如此，良渚文明有著許多與西方文明不一樣的特征，如以稻作農業(yè)為基礎、以玉器為核心文明載體。良渚古城的城市格局也具有唯一性。作為東方文明圈的典型代表，對良渚文明的探索無疑將有助于豐富對世界早期文明形成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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