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經(jīng)典書法欣賞》，倪文東主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碑刻書法100品欣賞》，作者傅如明（西安工業(yè)大學(xué)書法專業(yè)副教授、北京師范大學(xué)博士、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

《衡方碑》全稱《漢故衛(wèi)卿衡府君之碑》，又稱《衛(wèi)尉卿衡方碑》，碑主衡方，字興祖，官至京兆尹，步兵校尉，有政績。此碑是其故吏門生朱登等人為其所立，以頌其德。東漢靈帝建寧元年（168年）九月刻立。碑高275厘米，寬108厘米，碑陽隸書23行，每行36字，末行尾有朱登題名2行，計12字，碑額為圓首。

此碑用筆厚重，筆畫豐腴，方圓兼?zhèn)?；結(jié)體沉穩(wěn)，體勢闊綽；章法布白上行密格滿，字字緊密排列，無越規(guī)破列。通篇意氣內(nèi)蘊而深沉，風(fēng)貌雄厚高雅。清姚華《弗堂類稿》跋此碑云：“《景君》高古，惟勢甚嚴整，不若《衡方》之變化于嚴正，從嚴整沖出險峻?！?此碑現(xiàn)藏山東泰安岱廟炳靈門。

《西峽頌》全稱《漢武都太守漢陽河陽李翕西峽頌》，亦稱《李翕頌》。東漢靈帝建寧四年（171年）六月十三日刻于甘肅縣天牛山崖壁。摩崖石刻隸書，高290厘米，寬200厘米，隸書22行，每行20字。此摩崖是頌揚武都太守李熹奉敕修治西峽中道之事，武都郡丞呂國等為紀頌李翕政績而刻勒。

此碑書法用筆方圓兼?zhèn)?，有篆、隸書筆意，提按分明，筆力遒勁，頓挫有致；結(jié)體寬撥疏朗，氣勢開張，在方正寬博之結(jié)體中，有點畫曲折，以增茂密之勢；章法茂密，氣象渾穆，古意瀟灑。清梁啟超《碑帖跋》稱其“雄邁靜穆，漢隸正

則也?！?/p>

《張猛龍碑》全稱《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碑》刻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正月。碑文頌揚魯君太守張猛龍的德行，特別贊揚了他興辦學(xué)校的功績。此碑高280厘米，寬123厘米，額題楷書“魏魯君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3行12字，碑陽楷書26行，每行46字，碑陰12列題名，自第1列至第12列，每列7至22行不等，楷書共156行。碑現(xiàn)藏山東曲阜孔廟。

其碑額.碑陰.碑陽似非一人書丹，全碑書法風(fēng)格豐富。用筆多以方筆為主,沉著爽利,筆勢多左低右高,左舒右斂,上緊下寬,點撇變化多方；結(jié)字險峻而富有變化，欹正生情，造型變幻多方。此碑在書法界地位很高，清代碑學(xué)興起后，學(xué)此碑的人很多?？涤袨樵凇稄V藝舟雙楫》中將《張猛龍碑》列為精品上，稱其為“正體變態(tài)之宗”、“如周公制禮，事事皆美善”，“結(jié)構(gòu)精絕，變化無端。”

全稱《恒州刺史鄂國公為國勸造龍藏寺碑》，碑在河北正定龍興寺，故亦稱《正定府龍興寺碑》，刻于隋文帝開皇六年（586年），該碑記頌由恒州刺史國公金城王孝零于隋開皇唐六年“大佛寺”建寺之事，據(jù)《金石萃編》載：碑“高七尺一存，寬三尺六寸五分”，碑額楷書：“恒州刺史鄂國公為國勸造龍藏寺碑”15字，碑陽楷書30行，每行50字。碑陰5列，每行30字，右側(cè)無字，左側(cè)3列，上列6行，中列8行，下列2行。

此碑書法用筆瘦勁沉著，深摯沖和；字形結(jié)構(gòu)峻整寬博，結(jié)體平整秀雅，婉麗清流，神韻端莊渾穆，雄勁峻爽、秀雅、古拙、寬博，此碑是隋碑中的杰作，被稱為“隋碑第一”。初塘四家虞世南，歐陽詢，楮遂良，薛稷均從此碑中受益，康有為將其列為“精品上”，評價甚高，《龍藏寺碑》統(tǒng)合分隸，并《吊比干文》，《鄭文公》，《敬使君》，《劉懿》，《李仲璇》諸派，薈萃為一，安靜渾穆，骨鯁不減曲江，而風(fēng)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獨隋筆第一也，虞，楮，薛，陸傳其遺法，唐世惟有此耳。”

《雁塔圣教序》，唐碑刻，全稱為《大唐三藏圣教序記》，亦稱《慈恩寺圣教序》。此作共有兩石，鑲嵌于陜西西安慈恩寺內(nèi)大雁塔底層南墻，左右各一。右側(cè)為序，全稱為《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由右向左書寫。左側(cè)為記，全稱為《大唐皇帝述藏圣教記》，唐高宗李治為太子時撰，由左向右書寫。序、記皆為楷書，均為褚遂良書?！缎颉房逃谔朴阑账哪辏?53年）十月，22行，行41字；《記》刻于同年十二月，20行，行40字。碑高200.7厘米，上寬80厘米，下寬100厘米。

褚遂良（596—658年），字登善，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博學(xué)多才，為學(xué)篤實。歷官諫議大夫、中書令、吏部尚書等。被封為河南郡公，人稱“褚河南”。他和歐陽詢、虞世南及薛稷同被列為初唐四大家，他的年輩較晚，他的父親褚亮與歐、虞兩位書法家十分友善。這樣褚遂良便從歐、虞那里得到了極好的書法養(yǎng)分。他的書法近學(xué)歐、虞，遠溯二王，兼收魏碑，容納漢隸，集古生變，銳意出新，形成自家面目。此《雁塔圣教序》正是其優(yōu)秀代表作品。

此碑為褚遂良56歲時所書，這時褚遂良的書風(fēng)已完全成熟，與早年的作品已大不相同，有了許多變化，多了一些生氣和韻味，確為其晚年的成熟老道之作。此碑用筆方圓兼施，參入隸法，并以行書入楷書，運筆流利飛動，猶入空靈無跡之境。筆畫粗細有度，方圓有別，既瘦勁飄逸，渾穆圓潤，又綽約多姿，和諧自然。結(jié)構(gòu)于緊密中求變化，中宮收緊，四面散開，舒展大方，落落有致，俯仰有情。章法疏朗，若字里金生，行間玉潤，清俊飄逸，神韻多姿。怪不得此碑一出，臨摹學(xué)習(xí)者日眾，一時成為風(fēng)尚。

《集王圣教序》，唐碑刻。又稱《懷仁集王圣教序》、《三藏圣教序》、《七佛頭圣教序》等，全稱為《唐懷仁集晉右軍王羲之書圣教序》。唐咸亨三年（672年）十二月刻立。唐太宗李世民撰序，高宗李治撰記。釋懷仁集王羲之書。于志寧、來濟、許敬宗等潤色，諸葛神力勒石，朱靜藏鐫刻。碑為螭首方座，高350厘米，寬100厘米。碑文行、楷、草相雜，30行，行83、84字不等。內(nèi)容記述唐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經(jīng)和回國翻譯佛經(jīng)的史實。碑額刻有七尊佛像。碑原在陜西西安弘福寺，現(xiàn)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第二室。

唐人崇尚王羲之的書法，不遺余力地用“摹寫”和“集字刻碑”的手段來傳播王羲之的書法。僧懷仁就是以集字而名垂千古的書法家。懷仁，生卒年不詳。太宗時居長安弘福寺，積年學(xué)王羲之書，點畫富于法度。由于懷仁善書而且精通王羲之書法，所以由長安各沙門共推他來完成這一偉大使命。他以唐太宗的《序》和唐高宗的《記》為內(nèi)容，從唐內(nèi)府所藏王羲之墨跡中逐字鉤摹，自貞觀二十二年（648年），至咸亨三年（672年），歷時25年乃成，可謂“銖積寸累，累年方就”。

《集王圣教序》由王羲之的書法真跡直接摹出，雖為摹刻，亦纖微畢肖，形神兼?zhèn)?，保存了王羲之書法的真實面目，成為研?xí)王羲之書法的重要資料，開集王書之先河。據(jù)載歷代集王羲之書碑有18家之多，而以此碑為最?？涤袨樵u為：“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謂異才，剪裁紉縫，皆若己出?！贝吮w勢一貴，宛如王羲之復(fù)生，基本上保持了王羲之書法的特征，點畫精到，結(jié)字多變，平和簡靜，遒麗天成，絕妙千古。與墨跡摹本《蘭亭序》一起成為后世臨習(xí)王羲之書法的最佳范本。

《李思訓(xùn)碑》，唐碑刻。又稱《云麾將軍碑》、《云麾將軍李思訓(xùn)碑》，全稱為《唐故云麾將軍右武衛(wèi)大將軍贈秦州都督彭國公謚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唐開元八年（720年）六月刻立。碑為豎方形，高400厘米，為唐碑中之巨制。李邕撰文并書。行書，30行，行70字。碑現(xiàn)存陜西蒲城縣西7公里的麥田中。碑下截已漫漶不清，上截亦布滿石花。碑文內(nèi)容為李邕為其叔伯、唐代著名將軍兼畫家李思訓(xùn)立的神道碑。

書作者李邕（678—747年），字泰和，江都（今揚州）人。工書法，以行書著名。開元中為官汲郡北海太守，人稱“李北海”。其書法初學(xué)王羲之，后獨創(chuàng)其體，以雄肆豪放勝，被譽為“書中仙手”。傳世書作有《麓山寺碑》、《葉有道碑》、《法華寺碑》、《任令則碑》等。尤以此《李思訓(xùn)碑》為著名。

《李思訓(xùn)碑》筆力雄健，字勢俊麗。用筆取自然之法，流暢自如，瘦勁遒麗，一改二王的圓潤蘊籍，既剛勁又妍美，風(fēng)神外露，氣勢奪人。結(jié)字取勢欣長，奇宕欹側(cè)，左低右高，勢如斜反正，斜而不倒，恰到妙處。此碑表現(xiàn)出一種豪放、奔突、明快乃至荒率的審美情趣，不計工拙，不經(jīng)意而出新。毫不掩飾其真情實感。杜甫曾有詩贊李邕書法曰：“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制?！崩铉吡χ鞲镄拢环闯跆茣鴫饲f妍美之書風(fēng)，代之以筆勢雄健，鋒穎凌厲，欹側(cè)跌宕的新面貌而出現(xiàn)。其行書外見舒展放縱，內(nèi)寓遒勁收斂。李邕曾曰：“似我者俗，學(xué)我者死，”確為至理名言。即學(xué)書不能只求形似，而要從精神氣質(zhì)上去探尋，要努力在繼承中出新意。這正是李邕從二王及初唐書法中創(chuàng)新求變深刻體會和經(jīng)驗的認真總結(jié)，對后世書法創(chuàng)作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晉祠碑》全稱《晉祠之銘并序》，立于晉祠貞觀寶翰亭內(nèi)，碑高195厘米，寬120厘米，碑文28行，全文共1203字，晉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25公里懸甕山下晉水發(fā)源處。公元前11世紀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國，虞子燮即位以后乃以晉水名國號為晉，后世建祠奉祀姬虞，始名為唐叔虞祠，東魏改稱為晉祠。唐高宗李淵起兵反隋時禱祀于此，李世民東征高麗失敗，于貞觀二十年（646年）來晉祠祭祀，撰文作銘并書碑刻石，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八月立于晉祠?！稌x祠銘》首開以行書寫碑之先河，碑的螭首碑額系唐太宗用“飛白”筆法書寫“貞觀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9個大字，亦首開我國碑版以“飛白”書法寫碑額之先河。

碑文書法用筆渾厚自然，筆法遒勁，神氣渾淪，其結(jié)字，運筆，行氣都頗似《懷仁集圣教序》，清構(gòu)賓《大飄偶記》謂：“今觀此碑，絕以筆力為主，不知分間布白為何事，而雄厚渾成，自無一筆失度?！鼻邋X大昕認為，此碑“書法與懷仁《圣教序》極相似，蓋其心摹手追乎右軍者深矣?！?/p>

《顏家廟碑》，唐碑刻。又稱《顏氏家廟碑》、《顏惟貞家廟碑》，全稱為《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jiān)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并序》。唐建中元年（780年）七月立。顏真卿撰并書，李陽冰篆額，世稱“二絕”。碑為螭首方座，高330厘米，寬130厘米?？瑫拿婵?，故又稱：“四面碑”。碑陽與碑陰各24行，行47字。兩側(cè)各個6行，行52字。額篆書“顏氏家廟之碑”6字。此碑為顏真卿為其父顏惟貞所立的家廟碑。碑文記述了顏氏先世和家族仕官經(jīng)歷及后裔的學(xué)問事業(yè)等。碑原在顏氏家廟內(nèi)，唐末長安城毀，縮建時此碑被棄之野外。宋時呂大忠將其與《開成石經(jīng)》一同移入西安碑林保護?，F(xiàn)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第二室。

《顏家廟碑》歷來被認為是顏真卿的楷書代表作品，為其72歲時所書，這時他的書法造詣已達到了人書俱老的境界。顏氏的楷書以篆籀筆意為之，在此碑中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蒼勁圓渾，樸拙老辣，深沉雄重，這種獨特的書風(fēng)和他早期的楷書《多寶塔碑》形成了極大的反差。要說方整勁利的風(fēng)格在《顏勤禮碑》中還有所體現(xiàn)的話，在此碑中則完全被圓渾蒼老、樸拙敦厚所代替。此碑貌拙端嚴，以力量和氣勢奪人，表現(xiàn)了典型的廟堂風(fēng)格，開了一代新書風(fēng)，是盛唐雄風(fēng)的具體體現(xiàn)。

顏真卿的書法創(chuàng)作對后世影響很大，為王羲之父子之后書法史上的又一高峰。后來的柳公權(quán)、楊凝式、蘇軾、黃庭堅、錢南園、劉墉、何紹基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響，學(xué)到了其變法革新的精神。顏真卿在書壇上的地位和影響，正如范文瀾先生所論：“初唐的歐、虞、褚、薛只是二王書體的繼承人，盛唐的顏真卿才是唐朝新書體的創(chuàng)造者?！保ā吨袊ㄊ泛喚帯罚?/p>

《不空和尚碑》，唐碑刻。又稱《廣智三藏和尚碑》，全稱為《唐大興善寺故大德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碑銘并序》。嚴郢撰，徐浩書。螭首龜座，碑高305厘米，寬99厘米?？瑫?，24行，行48字。碑身中部折斷有裂縫，文字有殘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于長安興善寺（今西安城南），宋元五年（1090年）移入西安碑林?，F(xiàn)存西安碑林第二室。碑文記載印度高僧不空三藏來唐王朝首都長安宣講佛教密宗，翻譯佛經(jīng)的事跡。

書法作者徐浩（703—782年），字季海。唐越州（今浙江紹興）人。唐肅宗時曾任中書舍人，后歷任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封會稽郡公，人稱“徐會稽”。善書法，工行、楷書，得其父徐嶠之傳授。此《不空和尚碑》為著名的唐楷碑刻，是徐浩的楷書代表作品。徐浩處在唐王朝由極盛轉(zhuǎn)衰落之際，他的書法厚重肥圓，呈現(xiàn)出一種溫柔敦厚的升平氣象。徐浩比顏真卿早出生六年，早逝三年，與顏真卿相友善，書風(fēng)相近。受時代的影響，徐浩已在書作中透露出一種革新氣息。他的作品已不像初唐諸家那樣規(guī)矩森嚴，棱角分明，而是自由而無拘束，橫細而豎粗，形體寬，結(jié)構(gòu)穩(wěn)，表現(xiàn)出一種穩(wěn)定均衡之美，為顏真卿的書法革新作了充分的準備。

《不空和尚碑》厚重肥圓，含蓄溫潤，是徐浩晚年的得意之作。筆力勁健，鋒棱凜厲，不失法度，更入佳境。用筆方圓兼施，結(jié)體取橫勢，欹側(cè)多變，筆畫粗細有別，主筆粗重，副筆輕細，主次分明。章法疏朗，氣度空靈。徐浩不滿足于在二王和北碑中討生活，而是結(jié)合時代求變化，探索一種既規(guī)矩又不拘束，既有法度，又自由自在的抒情方式，這正是他的成功之處。

歷代碑刻概述

傅如明

中國的碑刻源遠流長，它是漢字書法藝術(shù)重要的載體之一。歷經(jīng)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演變，碑刻包含著更為豐富而復(fù)雜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隨著其形制的不斷完善及書體的發(fā)展，碑刻書法已成為我國古代書法藝術(shù)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為臨習(xí)與研究的重要文本。本書擷取古代著名碑刻一百種，主要從史料及欣賞的角度作一簡要地介紹，便于書法愛好者對于碑刻書法的研習(xí)。

一、“碑”之概念。

碑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之碑泛指各種種類、形制的刻石文字，即凡石刻文字都統(tǒng)稱之為碑，清葉昌熾《雨石》云：“凡刻石之文皆謂之碑”。狹義之碑只是許多石刻文字種類中的一種，是指那些刻有文字、經(jīng)過精細磨制加工、有一定規(guī)格尺寸和形制的長方形立石，《說文解字》曰：“碑，豎石也。”

碑原本有三種：一、豎在宮廷院內(nèi)，用以測量日影計時，《儀禮·聘禮》曰：“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睎|漢著名學(xué)者鄭玄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影，引陰陽也?！?二、豎在宗廟里，用以系拴用作祭祀用品的牲口，《禮記·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即入廟門，麗于碑?！薄胞悺本褪恰跋怠钡囊馑?。三、豎在墓穴四角上，上有穿孔用以安裝轆轤，牽引繩索將棺材放入墓穴中，《禮記·檀弓下》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玄注：“豐碑，斫大木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豎之，穿中，于間為鹿盧（轆轤），下棺以絆繞。天子六摔四碑，前后各鹿盧（轆轤）也。非石而亦曰碑，假借之稱也……”

后來，碑刻發(fā)展成一定形制并刻上文字，其中以墓碑居多。東漢學(xué)者劉熙在《釋名·釋典藝》載：“陳滋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后人因焉，古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而刻有文字、有一定形制的碑經(jīng)過長期的演進和發(fā)展，又逐漸繁衍成一個成員繁多、規(guī)模龐大的大家族。

二、碑之溯源及形制的演變

先秦時期是中國碑的胚胎期，也是中國碑文化的萌芽期，出現(xiàn)了有刻字但無一定形制的兩種原始形態(tài)的碑：刻石（所謂“豎石”）和摩崖石刻。漢代而逐漸演變成由人工采制形成由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組成的完整的碑。碑座又稱為碑趺，漢碑的碑趺一般是長方形巨石,有的雕有“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圖案。到唐代，除了一小部分碑仍沿用方趺外，一些較為重要的碑都采用了龜趺，龜趺的“龜” 叫“赑屃”，大約從“玄武”演變而來，一說它是龍的兒子，因未成龍形，又好負重，故用作碑座。碑身正面稱為碑陽，背面稱碑陰、兩側(cè)稱碑側(cè)。碑陽刻碑文，碑文一般由兩部分組成，前有散文紀事，稱之為“志”，后有韻語贊頌，稱之為“銘”。漢碑在碑陰及碑側(cè)極少有刻字，碑陰一般刻立石人的姓名之類。唐代，碑身與漢代無多大區(qū)別，但在雕鐫上，唐碑變得華麗，在碑陰，碑側(cè)鐫刻有幾位精致、華麗的圖案和花紋，有的四面刻滿字。碑在漢代其碑首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形制，大體上有尖形（稱圭首）、半圓形（稱暈首）和方形（因一般雕有龍形，故稱“螭首” ）。到唐代，源于漢碑的“碑穿”、“碑暈”已不存在，而是發(fā)展成雄麗的螭首。 所謂“螭”，許慎《說文解字》釋“若龍而黃”，是一種黃色的龍，是由原始社會的圖騰演變而來的封建社會皇權(quán)的象征。據(jù)考“螭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

三、碑之書體演變及書法風(fēng)格特點

碑由最初的刻石紀事，而逐漸演變成為書法的載體，其主要的價值在于書體的演變。

隨著漢字的演變和發(fā)展，秦代以篆書入碑，如《泰山刻石》、《嶧山碑》等。篆書入筆表現(xiàn)為用筆沉著凝重，古勁厚實，結(jié)體勻稱，雍容渾樸，端莊肅穆，威嚴莊重， 被稱為“玉箸篆”，有一種圖案花紋似的裝飾美，符合黃金分割的法則，章法秩序井然，具有節(jié)奏韻律感，被后世習(xí)小篆者奉為圭臬，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但由于這種書體規(guī)矩森嚴，缺少變化，過分追求對稱和均衡，而缺少藝術(shù)趣味。到清代，書法家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等，力求變法，方圓兼施，結(jié)體多變，才使篆書出了新意。

漢碑則經(jīng)歷了篆中帶隸到亦篆亦隸，到篆意蛻盡而形成波磔分明漢隸，漢代碑刻的主流字體是隸書，留下了大量的漢隸書碑刻名品，如《禮器碑》、《史晨碑》、《曹全碑》、《乙瑛碑》、《張遷碑》、《封龍山頌》以及摩崖刻石《石門頌》、《石門銘》等。隸書入碑較之篆書有較大的變化，用筆方圓兼?zhèn)?，筆道渾圓厚實，線條富有彈性和力感，變圓轉(zhuǎn)為方折，出現(xiàn)了波勢；結(jié)體由縱長而為方扁，中斂而四面拓張，四滿方正，規(guī)范典雅，有廟堂之氣。在摩崖石刻中更是表現(xiàn)出漢隸中奇縱恣肆一路書風(fēng)，這些碑刻基本上代表了漢代碑刻書法的最高水平。東漢以后碑刻中蘊藉楷意，開始向楷書演變，出現(xiàn)了一些隸楷雜糅的碑刻，如《廣武將軍碑》、、《爨龍顏碑》、《爨寶子碑》等。北魏主要是楷書入碑，出現(xiàn)了如《張猛龍碑》、《鄭文公碑》等名品。

楷書入碑至隋唐而達到高峰，唐代的楷書大家均有碑刻傳世，如《雁塔圣教序》、《九成宮醴泉銘》、《勤禮碑》、《玄秘塔》等名品。唐人楷書尚法，規(guī)矩森嚴，點畫精工，結(jié)構(gòu)嚴謹，以歐陽詢?yōu)榇恚_立了唐楷尚法之典范。到顏真卿楷書風(fēng)格為之一變，顏字碑刻端莊雄偉，以正面示人，氣勢開張，一碑一奇，開創(chuàng)了一代新書風(fēng)，為盛唐書法的一面旗幟。與此同時唐代的碑刻從唐太宗李世民開始出現(xiàn)行書碑刻，《溫泉銘》、《晉祠碑》肇其端，李邕繼其后，其行書碑刻《李思訓(xùn)碑》、《麓山寺碑》對后世影響極大。特別一提的是唐懷仁《集王圣教序》摹刻，亦纖微畢肖，形神兼?zhèn)?，保存了王羲之書法的真實面目，成為研?xí)王羲之書法的重要資料，開集王書之先河。碑刻至唐代其形制及書體演變基本完成。

過去的碑上沒有書碑者的名字，東漢后期，碑上開始出現(xiàn)書碑者的姓名。

四、碑的文化內(nèi)涵

“刻石立銘，以示后昆，億載萬年，子子孫孫”人們立碑的動因逐漸由最初的記功、頌德、記事、紀念死者，而變得越來越復(fù)雜，用途也越來越廣泛，立碑的數(shù)量越來越多，演化派生出許多的種類。明代學(xué)者徐師曾《文體明辨·碑文》中論述道：“碑之所以來遠矣……后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神廟之碑；有古跡之碑；有土風(fēng)之碑；有災(zāi)祥之碑；有功的植被；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托物之碑……”

“中國的碑文化集記事、紀功、頌德、褒獎、警策、訓(xùn)諭、懲戒、昭示、紀年、約束、抒情、標識等功能于一體，融人文科學(xué)、自然科學(xué)諸學(xué)科與一爐，內(nèi)涵博大精深，影響貫及古今中外，是一座藏量極為豐富的名副其實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大寶庫，是不可多得的國之瑰寶?！保ā吨袊娜A》 金其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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