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碑全貌

定襄縣城東南有座居士山，山頂上有一座孤零零凸起的巨石，巨石不知什么年代被人工鏤刻成碩大的摩崖石刻，石刻上的字歷經(jīng)千年滄桑，早已漫漶不清。90 多年來，眾多專家學者前去考證，有說是北魏爾朱榮的碑，有說是曹魏時期的碑。最近，忻州市文物管理處聯(lián)合浙江大學，用現(xiàn)代化高科技手段，在電腦上逐字辨識出碑額中“晉”字以及碑文中“奮字玄威”等內(nèi)容，后經(jīng)與《晉書》等史料相印證，確認該碑為西晉“使持節(jié)監(jiān)并州諸軍事”胡奮，即晉武帝司馬炎的老丈人，在平定并州戰(zhàn)亂后的登高紀功碑。專家們不僅辨認出是西晉的石碑，而且被省博物館的專家肯定為迄今為止山西省首次發(fā)現(xiàn)的西晉石碑。這不僅是我國將現(xiàn)代科學技術應用到文物考古方面的重大成果，更是我市文物考古領域上的一項重大突破。

近百年考證撲朔迷離

定襄縣城東南十五里，海拔1429 米，居士山山脊,順著千年古道蹣跚而上，在滿是亂石與雜草的山脊上，一塊高近2.8 米、寬約1.3 米的摩崖碑，被自然侵蝕，字跡模糊。

早在1923 年，當?shù)剜l(xiāng)紳牛誠修首次發(fā)現(xiàn)并著述，從碑文“大檀侯之曾孫”幾字推斷碑主為柔然大檀曾孫爾朱榮，為爾朱榮平亂登高碑；

2003 年，忻州市文物管理處聯(lián)合山西大學，對碑刻進行拓印并識讀，在原有基礎上多認得72 字，但年代及碑主并無突破；

2008 年，曾任大同高專黨委書記、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北朝史研究基地主任、《北朝研究》主編殷憲，在中國權威學術刊物《文史》雜志第四期上刊登了《山西定襄居士山曹魏監(jiān)并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碑考略》一文，論證定襄居士山的摩崖石碑是曹魏青龍元年秦朗碑，將牛誠修的北魏說改成曹魏說后，年代又提前了二三百年。一時間，忻州關心居士山的人們精神振奮，歡呼不已。

隨后，研究七巖山居士山的專家、出版過《七巖山志》的忻州日報社高級編輯任復興，發(fā)表了《反貪英雄爾朱榮碑》的文章，仍然堅持著北魏的觀點。前期的考證論證，讓居士山摩崖碑在歷史中跌跌撞撞，卻始終未有定論。居士山摩崖碑的謎團隨之越滾越大，困擾著當?shù)乜脊艑W者。山西博物院渠傳福說，解碼居士山摩崖碑最大的阻力正在于此，斑駁的碑文，讓猜測都成為妄想。

轉機就在高科技

居士山摩崖碑的謎團困擾著忻州的考古學者。李培林是忻州市文物管理處副處長，自20 多年前進入文物管理處后就開始研究居士山摩崖碑。他針對先前研究結果將碑鎖定在魏晉南北朝，并潛心研讀這段歷史。他說：“我在等待，總有一天通過技術手段能將磨蝕的碑文找回來。”

轉機出現(xiàn)在三年前。2013 年，忻州市文物管理處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與浙江大學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合作，采用浙大高保真壁畫三維數(shù)字化技術對位于忻州市九原崗北朝壁畫墓進行數(shù)字化采集和保護，北魏晚期珍貴壁畫被一筆一劃精確記錄，這讓發(fā)掘主持者之一的渠傳福教授感到“人類文明的歷史終于可以通過數(shù)字還原并保留”。

2015 年，在山西省文物局支持下，忻州市文物管理處與浙大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再次合作，并與定襄縣文物管理所一道，展開對七巖山、居士山佛教遺存和重要文化遺跡的調(diào)查，居士山摩崖碑作為整個項目中的一個重點，被全方位記錄下來。

2015 年9 月，市文管處和浙江大學的專家們，爬上高高的居士山巔，倚著摩崖搭架子、打網(wǎng)格、吊線，在青山之巔、白云之間，鋪開了新的畫圖。浙大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的數(shù)字工程師們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每天踩著露水而來，踏著晚霞而歸。經(jīng)過前后共一個月的采集、掃描、歸檔，利用激光三維掃描儀、多圖像三維建模技術、自動紋理映射技術等多項綜合技術，全方位采集了居士山摩崖碑的每一處文明印記。

專家在精心辨析碑文

數(shù)字化技術解開謎團

時間：2016 年5 月10 日。

地點：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qū)社科院112 會議室。

人物：曹錦炎：曾任浙江博物館館長、浙江考古研究所所長，現(xiàn)任浙江大學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副院長，著名古文字學家，有豐富的辨認古文字經(jīng)驗。

渠傳福，山西省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郭銀堂，文物考古專家，忻州市文物管理處處長。

李培林，文物考古專家，忻州市文物管理處副處長，忻州市長城學會副會長，忻州市政協(xié)常委。

趙瑞民，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李志榮，女，山西代縣人，北京大學著名考古學家，中國佛教考古的開創(chuàng)者宿白教授的博士生，先在北大教授古建筑專業(yè)，后到浙江大學，任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院長助理、教授。

吳毅強，山西平陸人，浙江大學博士后，曹錦炎教授的學生，畢業(yè)后留在浙大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工作。

被風雨磨蝕的居士山摩崖碑在電腦屏幕上變得清晰立體，隨著高保真三維模型的生成，解開歷史謎團的時刻到來了。10 日上午，上述學者定睛望向碑額上隱約的“三”字樣的符號，既像是三橫，又像是某個字的一部分，有人開始認為是“奉”字或“秦”字。

一旁，浙大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的數(shù)字工程師黃碩點擊著鼠標，調(diào)整著字的角度、光線和陰影，就在這時，三橫下方隱隱約約呈現(xiàn)出一個“日”字。“晉！”，“繁體字晉！”大家?guī)缀醍惪谕?，幾個人抑制不住內(nèi)心的狂喜。如果按照古時碑額的體例，開頭一般為國號，后跟人名，如果是“晉”字，那就意味著居士山摩崖碑的年代為“晉”，這是解決全部碑文最為關鍵的字, 讓撲朔迷離的猜測逐漸變得明晰。

認定了這個“晉”字后，一直研究魏晉南北朝歷史文化的李培林，開始在腦海中迅速搜尋關于東晉、西晉兩個朝代的人物，根據(jù)碑文中“官君元子長融年在弱冠實顏子卓然之才遭命”，結合《晉書胡奮傳》中“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和“匈奴中郎將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為監(jiān)軍?！钡葍?nèi)容，馬上想到一個人名——“胡奮”。

隨著鼠標往下拉，緊接著通過高保真三維數(shù)字技術找見了碑文中“奮字玄威”幾個字，激動得他馬上跳了起來，喊出了一個人名：“胡奮！”這是西晉“使持節(jié)監(jiān)并州諸軍事”，即晉武帝司馬炎的老丈人。時間定格在12 點32 分，這是里程碑式的時刻！先進的三維數(shù)字技術、堅守的考古學家，讓逐漸消逝的文明足跡，還原出歷史本貌。

一上午的勞累，攻關團隊在中午吃快餐盒飯時，李培林又給大家講述了西晉的歷史和胡奮的情況，飯后大家馬上查閱了《晉書》，得到的信息是：“胡奮，字玄威”，碑中的地名、職官等信息與西晉的歷史完全吻合！碑文中的年代、人物的確認，對山西省考古學界來講，是個歷史性突破。山西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渠傳福激動地說：“在全國范圍內(nèi)流傳的西晉石碑大多是以地下出土為主，而地上摩崖碑則少之又少，這是迄今為止山西省確認的第一塊西晉碑。胡奮平定并州戰(zhàn)亂的西晉時期，正處于五胡亂華的前期，這一時期史書上記載的民族歷史事件又相對較少，所以這一碑文年代、人物的確認，對研究山西魏晉南北朝民族文化歷史具有重要意義?！标P于此碑更多的歷史價值，專家還將在進一步辨識碑文的基礎上進行考證。

由于歲月的剝蝕，西晉古碑的信息是不夠完整的，我們雖然無法考證立碑的具體時間在哪一年，是胡奮活著的時候所刻，還是死后所刻？是平亂的當年所刻，還是過后所刻？如果是胡奮死的那一年立碑，也已1728 年了。在胡奮去世兩年后的公元290年，晉武帝司馬炎也病逝，可以斷定，在司馬炎死后不可能再有人給前朝皇帝的老丈人立碑。據(jù)碑文所載的登高紀功的內(nèi)容推斷，這塊古碑應當是平亂不久所立，應當在1730 年之前。

胡奮何人？

胡奮（？——公元288 年），字玄威，安定臨涇（今甘肅鎮(zhèn)原南）人，曹魏車騎將軍、陰密侯胡遵之子，西晉將領、外戚。胡奮性開朗，有謀略，少好武事。早年效力軍中，司馬懿率軍征討公孫淵時，胡奮以平民身份隨軍出征，深受司馬懿喜愛。后拜官校尉，再出任徐州刺史。與路蕃聯(lián)合，平定匈奴劉猛叛亂，建立赫赫軍功，升任征南將軍、散騎常侍。胡奮晚年好讀書學習，文章寫得很好，名聲很大，而為官所到之處，口碑頗佳。泰始末年，其女兒胡芳入選后宮，被晉武帝封為貴人，這樣胡奮就成為晉武帝司馬炎的老岳父。因此，晉武帝對胡奮十分信任，先后官拜左仆射、鎮(zhèn)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咸寧二年（公元276 年）二月，胡人侵犯西晉邊塞，這是西晉時期中國北方“五胡亂華”的萌兆。胡奮率軍平亂。為了昭彰銘記胡奮平定并州胡人反亂的功績，胡奮的將屬便在居士山巔刻了這座巨大的摩崖石碑。如果不是像胡奮這樣的外戚，皇帝的老丈人，其他人即使再有功績，敢不敢樹立如此的巨碑，也未可知。

胡奮是西晉的大將軍，他征戰(zhàn)時，都城在洛陽，可是為何將表彰他戰(zhàn)績的碑銘刻在定襄居士山？居士山周圍很可能就是當年胡奮平亂的戰(zhàn)勝地，這還有待學者們進一步研究。

太康九年（公元288 年)，胡奮在官任上去世，朝廷追贈他為車騎將軍，謚號“壯”，晉武帝司馬炎評價說：“議郎胡奮，開爽忠亮，有文武才干，歷位外內(nèi)，涉練戎事，威略之聲，著于方外”。初唐良相房玄齡主編的《晉書》中對胡奮作出這樣的評價：“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薄皧^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p>

浙江山西共歡呼

在忻州市文管處和浙江大學等組成的聯(lián)合攻關團隊取得這一重大科技成果后，隨即就向社會公布，5 月11 日，《浙江日報》社記者李文芳和通訊員周煒趕到浙江大學，采訪了這一勞苦功高的團隊，然后馬上撰出一篇長稿，標題為《依托浙大三維數(shù)字技術讀出關鍵文字專家識別出西晉古碑》，在5 月12 日《浙江日報》第13 版即文化版的頭條位置隆重推出。文中充分肯定了浙江大學的成果：“浙大數(shù)字化考古，正依托技術的力量，解開一個個歷史的困惑，讓文明之光更加明亮?！?/p>

在《浙江日報》推出長篇通訊后，許多網(wǎng)站馬上進行轉載。之后，新華社、光明網(wǎng)、《科技日報》、《中國文物報》、《山西日報》、《山西晚報》等媒體都報道了這一考古大事和科技成果。

李培林在接受完浙江日報的采訪之后，激動得馬上通過現(xiàn)代化的短信千里飛鴻，將喜訊告訴家鄉(xiāng)，告訴市文物局的領導，告訴《山西日報》、《山西晚報》、《忻州日報》等媒體，告訴市長城學會。

他給筆者發(fā)來手機短信，說：“兄弟關注碑二十余年，碑文內(nèi)容了熟于心，只是關鍵證據(jù)不足，不能隨便發(fā)揮作文。此次晉字一出，便定暗合胡奮。且又按圖索驥，辨識字玄威、進而奮、安定。也是宿緣?！?/p>

當我打電話向他祝賀時，他又發(fā)來一條短信：“滴水穿石，離不開百年來前賢今哲孜孜求解，更離不開浙大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先進的三維數(shù)字化技術，有同為院長助理的刁常宇博士及數(shù)字化團隊的辛勤勞作，在辨識文字中起了很大作用。還有山大趙瑞民教授，山西博物院渠傳福教授多年來熱心支持。忻州市委、市政府、市文化局、定襄縣對這項工作非常重視，特別是郭銀堂處長開創(chuàng)性引進浙大的先進技術，才使考古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記者 楊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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